警察采用声诱招揽P客行为，合法性探讨

1999年5月，北京七号别墅因被周边居民怀疑为非法性服务场所，遭举报至北京市公安局。6月2日晚，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迅速行动，包围该别墅，当场逮捕30余人。经调查，该场所的常客多为“回头客”。

随后，十三处的干警们在七号别墅进行了近两周的蹲守。期间，一名女警负责接听电话，面对询问是否营业的来电，她均以“一切如故，欢迎光临”回应。别墅保安也镇定自若地放行访客。然而，自那日起，别墅的“管理者”刘A和张A便未再露面迎客。直至6月中旬警方收队，共逮捕约56名客人。（潍河著《北京大案》，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，131页）

此类执法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，但其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。在刑事诉讼中，警察通过圈套获取证据的合法性，是各国长期关注的焦点。其正当性需依据一定标准来衡量，这是问题的关键。

世界各国通常将此类圈套行为分为两类：一是犯意诱导型，即行为人本无犯罪意图，因执法人员的言语劝说或行为暗示而萌生犯意；二是机会提供型，即行为人已有犯意，但缺乏实施机会，圈套设计者为其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条件。一般而言，第二种情况被视为合法，而第一种则被视为非法，相关证据应予排除。

在此意义上，北京警方的行动可视为合法。然而，从法律角度分析，必须警惕钓鱼式执法，因其曾导致惨痛教训。

2008年3月7日中午，上海奉贤交通女协查员陈素军在收集黑车非法载客证据时，在执法伏击地点被黑车司机雷A（安徽人，因家贫13岁辍学，来沪欲开出租车未果，转而开黑车）连刺两刀身亡。陈素军生前无稳定职业，靠为执法部门充当“鱼饵”为生。这些“钩子”每成功“钓鱼”一次，可获500元奖金，而黑车司机被处1万元罚金后，仍可继续上路。

从行政处罚法理论看，钓鱼式执法与诱惑式执法（指公务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为获取处罚证据，采用引诱手段使行政相对人从事违法行为）本质相似，但因“钩子”的介入，其性质更为恶劣。

在上海雷A案中，法院对钓鱼式执法持否定态度。雷A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，法院虽给出“犯罪为一时冲动，到案后认罪、悔罪态度较好”等理由，但评论普遍认为这是对钓鱼式行政执法方式的不支持。执法程序不合法，执法正当性难言，但公民生命受法律保护，法院在权衡之下作出此判决。

2009年的上海孙中界事件更是引发全国民众愤慨，倒钩式执法严重伤害了公众道德底线，使民众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。

在非法营运案件中，证据往往简单，如执法人员单方笔录等（被处罚人常拒绝签字），导致外力判断困难。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及节约行政成本、提高执法效率的考虑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合法监督环节在缺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难以对无良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有效约束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若非孙中界自断手指以证清白，以及网络曝光、舆论发酵、媒体跟进、权力机关处理的“网民曝”维权模式，孙案难以如此迅速得到解决。

因此，对警察圈套应从严控制。